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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作壤土细流之献——记《大公报》爱国报人王芸生

2018-01-31  

  王芸生(19011980年),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天津《大公报》编辑、编辑主任、《大公报》总编辑;解放后,历任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及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他是使《大公报》成为一代名报的担纲人物,是被毛主席称为“大公王”的著名爱国报人。

  王芸生出身城市平民家庭,幼年学徒,自学成才,业余写作。王芸生因文笔犀利被《大公报》发现,1928年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请到天津《大公报》任职。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是一份民族资本投资,以“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为特征的报纸。为了体现独立办报的公允性,报社内有“四不”的社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因而其言论颇具锋芒,也导致“笔墨官司”不断,不仅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它,就是中共高层也对该报极为关注。

  王芸生以国际关系和时政见长,他写的社评挥洒自如,一吐块垒,人们争相抢读。“九一八”事变三天后,《大会报》总编辑决定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件,带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栏目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无一日中断。他的文章后来编成了厚厚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影响深远。王芸生因著此书而成为我国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著名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也因此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两次邀请时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到红岩新村倾心交谈。毛主席还应邀到《大公报》社作客,为报社职工写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毛主席非常关注《大公报》的言论,对其精辟的论述表示赞赏。1947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连《大公报》的王芸生都写文章讲中国只有三个前途,政治协商、南北朝或十月革命,就是没有美蒋统一中国的前途。”

  在香港工作期间,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王芸生牢牢把握《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有利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的内地形势是,解放军夺取了解放东北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崩溃,物价飞涨,蒋管区人心惶惶,蒋介石转而准备呼吁“和平”。正当此时,王芸生在《大公报》香港版上撰写了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列举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罪行,说明蒋家王朝覆灭之日即将来临,此刻与国民党无“和平”可言,对敌人的残余势力要穷追猛打。蒋介石对《大公报》香港版的表态十分恼火,曾几次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在上海的《大公报》代总经理曹谷冰施加威胁,要他对香港版的态度“负责纠正”。而王芸生的社评却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中共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连贯在宴请王芸生时赞许地说:“你一篇社评的威力,能顶上解放军的一个军团。”

  194810月下旬,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从香港到北平,千里迢迢,王芸生透过到处残破、刻划着战争的痕迹,感受到大陆将茁壮地成长起一个崭新的社会。19494月,他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天津版)上发表《我到解放区来》一文,文章说:“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象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华东解放区所见到的一切,非但一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所造的一切谣言和污蔑,而且使我们见到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

  19495月上旬,王芸生等新政协会议代表准备随解放大军南下回上海,周恩来在为众人饯行时,曾对《大公报》肯定两点:“第一,《大公报》是主张抗日爱国的;第二,《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526日,上海解放,王芸生第一时间赶回上海,直奔《大公报》社开始了工作。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说:“孔先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父亲随解放军进了城,并已直接去报社安排工作。他告诉我们,父亲抽出空便会来看我们。然而,我们却等了很久很久。有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原来这就是我们阔别了半年的父亲,他已完全变了样,脸黑了,人也瘦了,然而却有军人的风度了。”当时有朋友担心他继续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王芸生却毫无踌躇地说:“我要扬弃那种消极旁观的旧态度,而不顾能力不够学识不足的缺陷,愿意把自己作为壤土细流之献。”

  1949年9月4日,王芸生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10月1日,是伟大庄严的一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王芸生与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感慨地说:“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