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的人生轨迹纵贯大江南北，天津这座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城市，在其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从1923年至1924年避居津门的短暂安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赴津考察调研，沈钧儒在这片土地上与亲友故交交游往来，践行民主理想，心系民生发展，留下了坚实而珍贵的足迹。关于沈钧儒在天津的相关经历，孙玉蓉在《沈钧儒的津沽足迹》一文中有过简要陈述。笔者结合掌握的史料，对沈钧儒的津沽足迹进一步梳理考察，以期丰富对这位民主党派先贤的生平研究。

1924年2月21日，沈钧儒在天津期间写给沈谦、沈诚的信

1923年至1924年的津寓岁月

1923年，反对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风波席卷全国。沈钧儒坚决反对贿选，辞去参议院秘书长职务，因不愿屈从曹锟势力的迫害，于当年10月举家迁往天津日租界避居，直至1924年5月底全家搬回北京，其两子沈议、沈谅仍留津求学。在这段避居时光里，天津成为沈钧儒躲避政治风波、安顿家人、谋划未来的港湾，其在津的居所、交游与生活，折射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政治坚守。

据《沈钧儒年谱》记载，1923年10月至11月，沈钧儒全家居住于天津日租界协昌里59号，11月后迁至日租界宫岛街永安里3号，两处居所的具体位置与建筑特征，是考察其津门生活的重要线索。

协昌里位于今和平区甘肃路与万全道交口附近、“静园”西侧，如今仍保留着大量老式楼房，为三条东西条状布局的联排小巷，建筑多为双坡顶二层砖木结构。这片里弄由陆宗舆于1921年在其宅邸“乾园”旁建造，取“共同昌盛”之意定名。“乾园”在1929年后为溥仪居住，更名为“静园”，当年的协昌里59号位置紧邻“乾园”，是沈钧儒在天津的第一处居所。

关于第二处居所宫岛街永安里3号，宫岛街即今和平区鞍山道，为当时日租界繁华街道，但经多方比对不同版本的日租界地图，均未在该街道发现永安里地址。考辨天津城区历史，曾有两处“永安里”，一处位于今和平区黄家花园长沙路一带，但其建筑建于20世纪40年代，与沈钧儒避居时间不符；另一处位于原日租界与天津南市的交界处，紧邻下天仙茶园，该茶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天津人民剧场，2008年随南市拆迁改造拆除，永安里则在其南侧，于福安大街拓宽时拆除。

由此可对《沈钧儒年谱》的记载作一勘误，永安里的具体位置并非日租界宫岛街，正确提法应为天津南市荣吉大街永安里3号，或日租界扩充界桥立街永安里3号。这一记载偏差的产生，与天津日租界的扩张历史及街道命名特点密切相关。1900年，日本擅自划定天津日租界，将南市地区纳入扩张范围，1903年签订的《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虽将南市部分土地暂时交还中国，却约定日本可再度收回，且日本当局早已为该区域街道规划了中日双重名称，荣吉大街的日式名称即为“桥立街”。日租界街道多以日本地名命名，松岛、宫岛、天桥立为日本三景，其名称均被用于天津日租界街道。笔者推测，曾留学日本的沈钧儒或在记忆、书写中将“桥立街”误为同是日本风景代称的“宫岛街”，而具体居住的永安里名称则准确无误。

1924年2月21日，沈钧儒在致其子沈谦、沈诚的家信中提及“天津现住之屋，空气颇佳”，这一感慨背后，是两处居所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与居住体验，二者直线距离虽仅1公里，居住环境却相去甚远。

协昌里为陆宗舆所建的出租型房屋，属于日本传统的“长屋”建筑，是当时日本庶民的主流居所，其特点为面宽窄、进深浅、联排紧密、共用山墙，仅有独立入户门，无独立庭院或仅有狭小院落，整栋建筑为单一产权，分割出租给多个租客。长期在浙江、北京居住的沈钧儒及其家人，难以适应日式长屋的逼仄空间，这也成为其迁居的主要原因。

而永安里则为当时颇具代表性的“锁头式”里弄住宅，这种建筑模式源自上海早期的石库门里弄，因平面形似旧式锁头而得名，由东兴、振德、荣业等公司修建，是天津地区少见的石库门建筑。永安里的分户单元均为三间两厢布局，每个单元占用三个开间，主屋为两层结构，底层与楼层布局一致，中间开间为前院与客堂，楼梯设于客堂后部，左右厢房各分前后两间，主屋后部的次屋为平房，与主屋之间由通长三间的窄长天井隔开。这种建筑格局开间较多，兼具院、堂、天井，与江南地区的传统民居风格相近。笔者分析，正是因为此处更契合沈钧儒及其家人的居住习惯，迁居永安里后，沈钧儒才有了“空气颇佳”的由衷感叹。

在津交游和乡谊

在诸多城市中，沈钧儒为何独选天津避居，而非更为熟悉的浙江或上海？除天津距离北京较近，便于与反对曹锟的议员保持联系这一客观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在津的交游网络与深厚乡谊，这成为其落脚津门的重要支撑。

其一，张一麟、林长民等志同道合者旅津，为沈钧儒提供了政治与情感支撑。张一麟与沈钧儒相识于戊戌变法之前，二人既有亲属关系，又为师友之交，沈钧儒曾拜张一麟为师，沈钧儒的夫人张象征亦与张一麟同族，张一麟之弟张一鹏还与沈钧儒一同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张一麟早年长期在天津任职，为袁世凯重要幕僚，1916年迁居天津法租界马家楼，该地址与沈钧儒在津的两处居所直线距离均仅约1公里。1923年，张謇、张一麟等发起成立“苏浙和平协会”，电文即由沈钧儒起草。二人政治理念契合，交游密切。十余年后的“七君子事件”中，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因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在营救沈钧儒等人的过程中，张一麟作为担保人，以其社会声望和个人信誉为沈钧儒具保。此举不仅是沈钧儒、张一麟深厚私交的体现，更彰显了爱国民主人士在民族危亡之际相互支持、共赴国难的精神。

林长民亦是当时旅津且与沈钧儒政见相近的知名人士，同样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据其女林徽因回忆，林家人早于1916年便迁居天津英租界红道路（即红墙道）。在津期间，沈钧儒与林长民等议员联手发起多次反曹抗议活动，1923年10月，二人先后联名致电上海参众两院议员声讨曹锟贿选，致函吴景濂要求公布选举议员名单，成为反曹锟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其二，天津发达的浙江同乡会，为沈钧儒提供了生活支持。晚清至民国时期，旅津浙江同乡会在各外省同乡会中颇具影响力，早在光绪年间，宁波商人便在津建立浙江同乡会，陆续修建浙江会馆、浙江义园，开办浙江学校，沈氏族人亦与同乡会往来密切。1938年，沈钧儒族妹沈慧儒还与浙江同乡会常务理事娰艮成共同创办浙江中学，即今天津二十中学的前身。

当时旅津浙江同乡会的管理者李组才，为同乡会创建者叶星海的外甥，与协昌里产业的所有者陆宗舆长期有商业合作。在同乡会盛行的民国时期，由同乡会为迁入的重要乡谊人士安排居所是常态，沈钧儒初到天津租居于“协昌里”，很可能得益于浙江同乡会的介绍与协助。后一处居所“永安里”为具有典型南方设计风格的建筑，其附近至今仍存一当时建筑——老九章绸缎庄，亦为宁波绸缎商人所建。沈钧儒平素乐于参与同乡活动，曾多次参加京、沪、杭等地的浙江或嘉兴同乡会，其在津期间的家事也与同乡会息息相关。1924年，沈钧儒之孙沈人鏕因猩红热夭折，灵柩便停放在浙江会馆附属的浙江义园，足见其与旅津浙江同乡的联系。

沈氏族人的津门之缘

1923年至1924年的津门避居经历，让沈钧儒的后代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子女、孙辈多人在津求学、工作，为天津的发展贡献力量。

沈钧儒三子沈议、四子沈谅避居期间均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四子沈谅，字子京，号知津，与天津的缘分尤为深厚，是天津大学电机系的创始人之一。沈谅与陈荫谷、徐庆春等人共同主持创建了天津大学“发电厂、配电网及联合输电系统”专业，这是我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之一，为我国电力工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沈钧儒的族妹沈慧儒，原名沈慧贞，号聪如，为沈辂之三女，沈辂与沈钧儒之父沈翰同辈。沈慧儒曾在天津参与创办浙江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任天津女一中、天津二十中学校长，亦为民进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秘书长。20世纪50年代沈钧儒来津期间，曾邀沈慧儒专门与其交流中小学教育情况。

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幼年时亦曾在天津生活，20世纪40年代在天津完成小学学业后赴京；其长孙沈人骅之子沈清也曾在天津工作。2025年4月，民盟天津市委会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办“周恩来与中国民主同盟”展览并揭牌“民盟传统教育基地”，周秉德、沈清应邀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赴津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钧儒以民盟中央领导的身份多次赴津考察，先后于1950年、1951年、1956年三次来津，深入调研司法、经济、教育、民生等领域工作，指导天津民盟的早期建设，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在天津的开展，其考察足迹遍布天津的工厂、学校、社区、港口，彰显了一位民主党派先贤心系国家建设、关注民生发展的初心。

1950年5月25日至31日，沈钧儒率相关人员与专家来津考察司法工作，这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赴津考察，也是天津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考察期间，沈钧儒听取了天津地方法院的工作报告，召开专题座谈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执行情况，为我国刑法的起草开展实地调研，足迹遍及天津市区、塘沽、沧县等地，还参观了南开大学财经学院、中纺一厂、塘沽港口等单位，了解天津的司法建设与经济发展状况。

此次考察，沈钧儒还对天津民盟的工作给予指导。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50年2月成立，沈钧儒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来访是民盟中央领导首次为天津民盟指导工作。5月28日，沈钧儒应邀出席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九龙路一号举行的全体盟员大会并发表讲话，深入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号召全体盟员团结合作，在国家建设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当晚，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还专门举办欢迎晚会。此次交流为天津民盟的早期发展明确了方向。

1951年10月5日至11月20日，天津市政府举办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全国各地均派贸易代表团参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经济交流活动。在展会闭幕前夕，沈钧儒专程来津参观，深入了解天津及华北地区的城乡物资交流情况，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津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成果，为国家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1956年5月21日至30日，沈钧儒再次率队来津，开展了为期十天的考察调研。此次考察范围广、内容丰富，涵盖了工业生产、港口建设、文化教育、社区民生、盟务工作等多个领域，还深入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1956年5月，沈钧儒在天津考察妇女联合会托儿所

考察期间，沈钧儒先后前往天津拖拉机制造厂、棉纺一厂等工业企业，调研塘沽新港的建设发展情况，参观天津历史博物馆，走进天津大学学生宿舍了解青年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叶笃义、萨空了组成调研小组深入社区考察民情，还与天津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万福恩、市立人民医院骨科专家方先之等座谈，了解天津医务界的工作开展情况。5月28日，沈钧儒深入河东区郭庄子街居民区，走进第三十六小学的课堂旁听自然、珠算、音乐等课程，还聆听了一年级学生的课堂故事，近距离关注基层教育发展。

此次考察中，民盟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是重要议程。5月21日抵津后，沈钧儒便与黄火青、吴砚农等人会面，看望高崇民、罗叔章等民主人士。5月26日，沈钧儒出席民盟天津市委会组织的座谈会与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此次座谈会有22位民盟盟员参加，沈钧儒在讲话中就加强团结、改进各方关系、知识分子自我教育与改造、发挥民盟作用等问题作深入分析，勉励盟员共同做好盟务工作。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也在会上号召大家勇于发表意见、敢于担当作为。座谈会后，沈钧儒又分别约请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12位教授举行两场小型座谈会，认真听取教授们关于党与非党关系、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民盟联系群众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为完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民盟工作开展收集了大量资料。

新华区的调研，成为此次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的重要环节。沈钧儒在新华区区长张敏之、副区长孔祥庭陪同下考察重庆道街办事处，还特地邀请民国时期著名将领、时任国防委员的鹿钟麟陪同考察。重庆道街是当时天津市上层人士的聚居区，清末、民国时期的军政官员众多，工商界知名人士与知识分子云集，这类人群占全街总户数的两成左右，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区域。鹿钟麟作为街道工作积极分子，被毛泽东称为“办街道工作的专家”，其陪同考察也为沈钧儒了解基层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视角。

考察中，重庆道街办事处主任刘鸿涛作工作汇报，鹿钟麟作为居民代表发言，介绍了街道组织上层人士学习党的政策、动员购买国家公债、建设托幼园所等工作成果。沈钧儒对街道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华民族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团结社会力量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政府基层部门的重要工作”。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部分知名人士未安排就业、青少年升学难等问题，鹿钟麟代表社会人士表示愿为国家分忧，参与民办教育等社会工作，沈钧儒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街道继续做好城市基层工作。考察结束后，沈钧儒一行还前往新华路幼儿园实地调研。

此次新华区调研也催生了重要的实践成果。在沈钧儒的鼓励与推动下，新华区依托当地社会力量开展办学实践。1957年，李勉之、李慎之等爱国商人牵头兴办新华中学，1958年该校改为新华业余大学，历经发展，如今成为经教育部备案的综合性公办成人高校——和平区新华职工大学，为天津的成人教育与人才培养持续贡献力量。

从1923年避居津门，反对曹锟贿选，坚守民主政治的底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赴津考察，深入调研司法、经济、教育、民生等领域，指导天津民盟建设，沈钧儒的津沽足迹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需求紧密相连，彰显了一位民主党派先贤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理想与情怀。

 作者：欧阳康

《团结报》2026年4月16日第7版